| 發布日期：2024-03-22 | 信息來源：本網 | 分享按鈕 |
一
電視劇《恰同學少年》有這樣一幕——
湖南第一師范學校（以下簡稱一師）首批招生放榜。名次由后向前依次揭曉，待到前三名如何定奪，老師們因為兩篇作文發生激烈的爭執。評卷總負責袁大胡子（袁吉六）不太喜歡毛澤東豪放的文風，認為蔡和森文章應列第一，而黎錦熙等老師均以毛文第一。
雙方僵持，據理力爭。
一邊是杏壇名宿，一邊是新學少壯。校長孔昭綬左右為難，不敢貿然拍板。就在這時，人稱板倉先生的楊昌濟登場了。他來一師，是準備退回孔昭綬發給他的聘書。
他的到來，讓孔昭綬看到了希望——請他做評判。對于楊昌濟，袁吉六禮敬有加，黎錦熙執師禮以待。
楊昌濟看過蔡和森的文章，驚嘆水平很高。待看到毛澤東的文章，先是稱其天馬行空，說文章結構、遣詞造句等稍微不及前篇。旋即話鋒陡轉，連連感嘆此文越讀越有一種壓不住的勃勃生氣，談小學教育的優劣，論戰爭之成敗、國家之興衰，縱橫馳騁間豪氣沖天，立意高遠而膽識過人，乃天縱奇才之征兆，當成非凡大器。
一語定先后。
這兩篇文章，改變了楊昌濟辭任的初衷。
藝術創作，諸事羅列，大事不虛，小節不拘。從劇中看來，楊昌濟是第一次知道毛蔡。事實上不然。蔡和森1913年來到長沙，直接考入省立一師；而毛澤東在1914年2月隨省立四師并入一師前，已在楊昌濟兼任修身、心理課程的四師讀了一年書。
不僅如此，毛澤東于1913年春以作文滿分考入省立四師，進入預科一班學習。校長陳潤霖稱贊：“這樣的文章，我輩同事中有幾個做得出來！”毛澤東在四師時，曾記下了萬余言的“講堂錄”，其中就有楊昌濟執教的修身課筆記。
四師課堂上的交集，以及毛澤東曾寫過一篇《商鞅徙木立信論》獲評全省優勝的卓越表現，特別愛才且平易近人的楊昌濟應該是熟悉的。他作為四師兼職老師，在四師并入一師后，繼續被一師聘任。
二
楊昌濟在一師，先是兼任修身、教育學兩科教員，后來只教修身課。
同時，他是湖南高等師范學校教授，任教倫理學、心理學和教育學。
民國肇建，教育部出臺《壬子學制》，改學堂為學校。湖南都督譚延闿成立籌備處，“擬就岳麓書院舊基創辦湖南大學”，但因“軍事倥傯，學款未集，議定而事未卒行”，只好改名湖南高等師范學校，“撥定岳麓高等學校為高等師范學校校舍?！?/p>
湖南高師以繼承岳麓書院學統自任。民國四年（1915年）十二月刊印的《湖南高等師范學校志》，明確該校溯源至北宋開寶九年（976年）創建的岳麓書院。
俊彥輩出，嘉樹蒼蒼。
1898年曾就讀于岳麓書院的楊昌濟從海外學習考察歸來，積極推動籌建湖南大學事宜。
事與愿違。1917年，北洋政府又改學制，調整全國高等師范布局，只保留北京、南京、武昌、廣州、成都五所師范學校，責令湖南高等師范學校停辦，并入武昌國立高等師范學校。
斷了辦學經費，湖南高師只能停辦。
楊昌濟改變策略，旗幟鮮明地主張將高師改為大學，并聯系高師校長劉忠向、教務長楊樹達和教授朱劍凡、易培基，以及曾在北京、武昌成功創辦私立明德大學的胡元倓等，聯名呈請湖南省政府就高師改設湖南大學預科。
譚延闿在財力、人力兩難的情勢下，同意開辦省立湖南大學預科，計劃慢慢籌集經費，籌劃建校。
緊接著，成立第二屆湖南大學籌備處，設于岳麓書院內，聘楊昌濟任主任，孔昭綬、胡元倓、易培基任委員。
這也為毛澤東、蔡和森等寄居在岳麓書院半學齋內，積極籌備赴法勤工儉學事宜，提供了不少方便。懸于書院講堂上的“實事求是”四個大字，也在此時深刻地影響了青年毛澤東的革命人生方向。
而創建湖南大學，一直是楊昌濟無法釋懷也在努力爭取的強烈心愿。雖然籌備處最終沒有實現籌建湖大的任務，但接管了湖南高師全部的校址、校產（含圖書、儀器、金石什物等），應湖南公立工業專門學校（簡稱湖南工專）校長賓步程之請，將大部分校舍借與該校辦學。從教學傳承上而言，湖南工專進入岳麓書院辦學，將湖南高師與后來組建湖南大學的文脈道統連接在一起了。
三
湖南高師被停辦，楊昌濟繼續在湖南一師兼課，同時于1917年9月接受了湖南公立商業專門學校（簡稱湖南商專）校長湯松的聘任，擔任教務主任，同時教授國際商法和倫理學。
湖南商專課程引入倫理學，應該由楊昌濟發端，傳至今日之湖南大學工商管理學院，企業倫理課程仍是本科生、研究生的一門必修課。
當楊昌濟與學生首次見面，湯松在黑板上寫下八個大字：“學通中外，道冠古今?！?/p>
履職商專的楊昌濟，積極推動教學改革。他重視藝術教育，聘請古樂名家來校執教，把古樂引進教室，開設古琴一科作為正式功課。他自己也精于此道，常為學生彈奏古曲，陶冶性情，激揚志氣。在英國和德國考察西方教育制度時，他曾專門考察音樂教育，回國后以商專為試驗田，引入各國音樂教育經驗，推行改良國樂與普及音樂教育試驗，形成具有強烈實驗主義色彩與道德倫理導向的審美藝術教育。這與當時蔡元培在北京大學高度重視審美教育，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樂教融合西方藝術教育，在新學中大力推廣，是遙相呼應的。
楊昌濟倡導學業與修身并重，主張學生德智體美勞各方面不可偏廢。即便在培育商業管理人才和金融銀行家的商業專門學校，他也在身體力行地引導學生全面發展。
在楊昌濟的影響下，當時湖南商專培育了一大批胸懷家國的優秀青年。不久，長沙城里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暴政的驅張運動，誕生了革命刊物《湘江評論》，以及進步革命團體長沙文化書社，其骨干力量中不少是深受楊昌濟思想影響的商專學子，如彭璜、易禮容、李庠等。
1918年6月，楊昌濟在應蔡元培邀請赴北京大學任教前夕，專門寫了一篇《論湖南創設省立大學之必要》，再次強調岳麓的千年文脈和人杰地靈，以及創建湖南大學之合理性、可行性和必要性。
令人唏噓的是，1920年1月17日，不到49歲的楊昌濟病逝于北京德國醫院。蔡元培說，“北大以他為榮”，“惜本校失此良師”。毛澤東悲慟敬挽恩師：“憶夫子易幘三呼，努力努力齊努力；恨昊天不遺一老，無情無情太無情！”
楊昌濟在彌留之際，還專門致信章士釗，極力推薦毛、蔡：“吾鄭重語君，二子海內人才，前程遠大，君不言救國則已，救國必先重二子?！?/p>
四
1926年2月，湖南公立工業專門學校、湖南公立商業專門學校與湖南公立法政專門學校，以及楊昌濟生前組建的湖南大學籌備處所握岳麓書院一切產業，實現合并重組，正式定名為湖南大學。
有學者著文稱楊昌濟為湖南大學藍圖設計第一人。
他自海外歸來，帶來了從日本、英國、德國學到的先進教育制度理念，融合中西，提出創辦綜合大學的新思路，對千年學府湖南大學的定名面世，實有開創之首功。
他是傳統書院走向現代大學的“連接千年學府的靈魂人物”。
楊昌濟把全部心力放在重振湖南教育上，希冀以新式教育理念來培育新公民，為建立新社會打下基礎。他在《湖南教育雜志》發表文章《教育與政治》寫道：“教育與政治有密接之關系，互相為因，互相為果。無善良之政治，則不能有善良之教育。抑可云無善良之教育，則不能有善良之政治?！?/p>
譚延闿想聘請他當省教育司司長。他說教務繁忙，抽不出時間。
他欣然來到了湖南高等師范學校，把教導湖南青年擺在首位。
《論語·衛靈公篇》講：“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睏畈凉硇牡赝蹲⒂诮逃ぷ?，每星期教修身等課程二十多個小時，學生們親切地尊稱他為“孔夫子”。
他在致教育總長范源濂的信中寫道：“振興國家，必須振興教育，振興教育，必須抓好高等教育；以預養師資，發達學術。以直接感化青年為己任，意在多布種子，俟其發生?！?/p>
他從教育青年學生入手，推進改造時代的實踐。
他的課堂，是新文化的提倡和宣傳，是在“為社會增一分精神之財產”。他認為“要將時代改造成為進步的時代，必須改造國民的思想，吾國變革雖甚激烈，但國民之根本思想，尚未有何等之變化，欲喚起國民之自覺，不得不待于哲學之昌明”。
他冀圖教育改革的思想，深刻影響了青年毛澤東最初的擇業觀念——教育職業。他提出的“奮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觀”，曾是毛澤東等創辦新民學會的思想基礎，直至1921年1月元旦，18名新民學會成員在文化書社秘密集會，商討未來新方向，大家決定要以實行布爾什維克式革命改變中國和世界為新的使命。
1936年6月至10月，毛澤東在延安接受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采訪時回憶說：“給我印象最深的教員是楊昌濟，他是從英國回來的留學生，后來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關系。他教授倫理學，是一個唯心主義者，一個道德高尚的人。他對自己的倫理學有強烈信仰，努力鼓勵學生立志做有益于社會的正大光明的人?！?/p>
楊昌濟的一生，除了擔任過湖南大學籌備處主任和湖南商專教務主任兩個事務性職務外，就是深潛教職立德樹人，引導積貧積弱時代的中國青年“立志”“修身”和“知行合一”。他以詩言志：“自閉桃源稱太古，欲栽大木柱長天！”
《恰同學少年》中有一幕師生問志的場景，楊昌濟坦言：“楊某平生，無為官之念，無發財之想，悄然遁世，不問炎涼。愿于諸君之中，得一二良才，栽得參天之大木，為我百年積弱之中華，撐起一片自立自強的天空，則吾愿足矣?！?/p>